生成式AI熱潮席捲全球資本市場的同時，一場跨黨派的技術信任危機正在美國悄然發酵。一邊是科技巨頭主動呼籲政府出手管控大模型風險，另一邊，特朗普卻逆勢全盤擁抱AI、否定行業安全警示，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格曼在專欄裏分析了這套反常的政策選擇。



一、AI的經濟效應：尚未兑現的敍事

圍繞人工智能能否重塑宏觀經濟，學界與市場至今未有定論。從技術成熟度曲線來看，當前生成式AI仍處於"期望膨脹期"向"泡沫破裂低谷期"過渡的關鍵階段：2023年以來大模型驅動的資本開支熱潮已使全球AI基礎設施投資突破3000億美元，但全要素生產率的實際提升尚未在宏觀統計中顯現。截至目前，既沒有出現科技行業巨頭曾經預警或許諾的大規模失業潮，全社會勞動生產率也未迎來爆發式增長。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曾在1987年留下著名的"索洛悖論"——"計算機時代隨處可見，唯獨在生產率統計中看不到它"。當前AI領域正呈現高度相似的特徵：通用目的技術（GPT）從發明到全要素生產率顯著提升，通常需要20至30年的互補性投資週期，包括人力資本重構、組織流程再造和基礎設施配套。當然，AI產業尚處在發展早期，中長期影響仍有待觀察。

從就業結構看，目前AI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主要集中在"認知可編碼"的中端崗位——初級法律文書、基礎代碼編寫、標準化財務處理、內容初篩等，而非此前輿論擔憂的大規模藍領替代。牛津大學Frey-Osborne模型的後續追蹤研究顯示，技術對就業的實際替代率遠低於早期預測，原因在於任務與職業並非一一對應，多數職業中僅有部分環節可被自動化。

二、AI正在重塑美國政治版圖

但人工智能對美國政壇的改造效應，已經清晰顯現。在克魯格曼看來，幾乎沒有哪一項新技術，能同時激起美國左右不同政治陣營如此廣泛的警惕與反對。

這種跨黨派共識的形成有其深層結構：左翼擔憂AI加劇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放大算法歧視和收入不平等；右翼則警惕AI平台的內容審查權力、對傳統就業和社區的衝擊，以及大型科技公司與建制派的利益綁定。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調查顯示，72%的美國成年人認為AI對社會的風險大於收益，這一比例在過去18個月上升了21個百分點。

即便是頭部AI企業本身，也公開警示技術風險，呼籲政府設立監管機制，適當放緩AI的迭代落地節奏。這種"行業自我監管請求"在產業史上極為罕見——歷史上鐵路、電力、製藥、核能等行業的監管框架均是在事故發生後由外部推動建立，而AI是少數在大規模事故尚未發生時，頭部企業就主動要求監管的行業。深層原因在於：AI前沿模型的能力具有不可預測性，企業自身也無法完全控制模型的行為邊界，監管本質上是為行業提供"責任避風港"。

三、特朗普的逆勢立場與民意撕裂

在這樣的輿論大環境之下，特朗普卻選擇全面力挺AI。他對外宣稱，所有關於AI安全風險的擔憂都是一場"騙局"，反對任何針對AI行業的監管立法。

這一立場在民意層面相當不受歡迎。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2025年8月民調數據顯示，68%的登記選民支持對AI實施聯邦層面的安全監管，其中包括51%的共和黨選民；僅有19%的選民完全認同"AI風險是騙局"這一表述。就連特朗普基本盤內部也出現明顯分歧，四分之一共和黨選民並不認同他的AI政策主張。

為何特朗普持續公開發表這類力挺AI的言論？

克魯格曼表示，羅伯特·賴克曾就此議題撰文，提出核心邏輯：順着資金流向尋找動機。賴克指出，特朗普家族成員在AI領域持有個人投資權益；分析當下美國政治，絕不能忽略特朗普本身的逐利動機。據公開披露，特朗普旗下的數字媒體公司及關聯實體在2025年與多家AI基礎設施企業達成合作協議，其女婿賈裏德·庫什納的私募股權基金也在AI算力領域有重大持倉。政治決策與家族商業利益的邊界模糊，是本屆政府備受爭議的特徵之一。

四、兩層補充：認知偏差與政治依賴

克魯格曼在此基礎上補充了兩層重要視角。

首先，他認為賴克低估了特朗普的認知狀態。賴克認為特朗普根本不懂AI，但克魯格曼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特朗普自己是否意識到自身認知侷限？特朗普曾在TruthSocial發文，宣稱自己完全有能力管控這項顛覆性新技術，理由是他本身就是一位"強大且聰慧（高智商！）的總統"。

這一表態，正是鄧寧-克魯格效應的典型案例：能力不足者往往極度自信，因為認知短板讓他們無法察覺自己的無知。在高複雜度技術決策領域，這一效應的危害被系統性放大——AI安全涉及對齊問題、可解釋性、模型評估等高度專業化的子領域，決策者如果缺乏對"未知的未知"的敬畏，容易將複雜的技術權衡簡化為意志與態度問題。行為經濟學研究表明，在不確定性極高的決策環境中，過度自信是導致系統性誤判的首要認知偏差。

其次，特朗普政權高度依賴AI繁榮帶來的正向預期。

特朗普上任之初，寄希望於關税政策，拉動大量傳統制造業藍領崗位。但現實裏就業增長乏力，新增崗位不足以抵消崗位流失；與此同時，關税抬升了國內消費品價格。從宏觀經濟學角度看，關税本質上是對本國消費者徵收的隱性税，其"保護就業"的效果被進口中間品成本上升、貿易伙伴報復性關税和匯率調整所抵消。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追蹤研究顯示，2025年上半年美國因關税政策淨損失約14.5萬個就業崗位，與政府宣稱的"創造數百萬製造業崗位"形成鮮明反差。

除此之外，伊朗戰爭同時帶來戰略與經濟雙重打擊，當前柴油價格突破每加侖6美元。特朗普陣營經常拿拜登任期內油價一度突破5美元/加侖説事，儘管該説法本身屬實，但忽略了背後的時代背景。柴油價格對美國經濟的傳導效應遠大於汽油——柴油是貨運、農業機械、建築設備和鐵路的主要燃料，柴油價格每上漲1美元/加侖，年化CPI約被推高0.3個百分點，同時擠壓中小物流企業和農業生產者的利潤空間。

五、AI繁榮：從政治資產到負資產

克魯格曼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為數不多的正向敍事，全部依託AI投資熱潮：市場對AI的樂觀預期推高資本投入，支撐美股估值。2024年至2025年間，標普500指數的漲幅中約70%由七家大型科技公司貢獻，而這些公司的估值擴張幾乎全部建立在AI未來現金流的折現之上。一旦AI投資回報率不及預期，美股估值面臨系統性回調風險，這將直接衝擊特朗普政府最引以為傲的"股市成績單"。

克魯格曼稱，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是這套敍事的主要鼓吹者，《金融時報》評論甚至戲稱他為"財政部版皮特·赫格塞思"，評價極具諷刺性。貝森特主張AI可以解決美國所有經濟難題：通過降低生產成本抑制通脹，依靠高速經濟增長削減財政赤字。

這種"AI萬能論"在經濟學上站不住腳。首先，AI帶來的成本下降主要集中在數字服務領域，而當前美國通脹的粘性主要來自住房、醫療和勞動力服務等非貿易部門，AI對這些領域的價格抑制作用極為有限。其次，財政赤字的本質是收支缺口，在支出端持續擴張的背景下，單純依賴增長端增收無法實現財政可持續——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即便假設AI使年均GDP增速提高0.5個百分點，未來十年聯邦債務佔GDP比重仍將上升約20個百分點。

社會層面興起的AI質疑浪潮，直接抽走了特朗普陣營手裏這唯一的利好敍事。所以不難理解，特朗普不惜一切代價維護AI繁榮的樂觀敍事，哪怕相關放任政策可能給人類長遠發展埋下隱患，在他的政治考量中這一點並不重要。

從技術治理的國際比較看，美國在AI監管上的缺位正在拉大與歐盟的差距。歐盟《人工智能法案》（AIAct）已於2025年正式實施，建立了基於風險分級的監管框架；英國、加拿大、日本也相繼推出各自的AI治理路線。美國作為AI技術的領先國家，反而在聯邦層面缺乏統一立法，這種"監管套利"短期內可能加速創新，但長期來看將累積系統性風險——一旦發生重大AI安全事故，缺乏事前監管框架的國家將面臨更劇烈的政策震盪和市場衝擊。

但克魯格曼判斷，這套策略很難奏效。曾經作為特朗普僅剩政治資產的AI繁榮故事，如今已經轉變成巨大的政治負資產。當一項技術的社會接受度持續下滑，而執政者將自身政治命運與該技術的樂觀敍事深度綁定時，技術敍事的退潮就不再僅僅是產業問題，而是直接轉化為政治信任危機。這正是當前特朗普政府面臨的核心困境：AI可能是他手裏僅剩的牌，但這張牌正在失去選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