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週三（8月19日)公佈的每日現金和債務餘額報告顯示，截至8月18日，美國聯邦政府未償公共債務總額首次突破40萬億美元整數關口，達到40.047萬億美元。這一里程碑式的數字由兩部分構成：公眾持有的美國國債32.266萬億美元，以及政府內部持有債務7.782萬億美元。自特朗普2017年1月首次宣誓就任總統以來，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已從當時的19.95萬億美元增加逾一倍，不到十年間完成了從20萬億到40萬億的翻倍增長。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從39萬億美元到40萬億美元僅用了不到五個月時間，債務增速呈明顯加快態勢。

一、兩任總統四屆任期：債務激增的“雙引擎”

回顧過去十餘年的美國財政軌跡，債務累積呈現出跨越黨派界限的加速態勢。特朗普兩屆總統任期內，美國公共債務合計增加11.6萬億美元。其中，首個四年任期（2017年1月至2021年1月）增加7.8萬億美元，逾一半是在其任期最後九個月為應對新冠疫情而緊急舉債累積的；自2025年1月第二次就任以來，債務再增3.8萬億美元。拜登四年任期內（2021年1月至2025年1月），公共債務增加8.4萬億美元。

兩位總統任內合計新增債務約20萬億美元，恰好等於當前總額的一半。約三分之一的增量集中於2020至2021年的疫情危機應對階段，具有特殊的緊急性和兩黨共識基礎；其餘三分之二則反映了兩黨在財政哲學上的結構性分歧——特朗普政府側重減税與國防支出擴張，拜登政府則大力推動基礎設施投資、清潔能源補貼及社會安全網項目。無黨派機構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估算，與兩位總統各自就任時依據既有支出法規所推算的債務累積基線相比，二人的政策選擇均顯著推高了聯邦債務增長軌跡。

二、財政黑洞加速擴張：7月赤字創歷史第四高

美國財政狀況正加速惡化。美國財政部上週公佈的數據顯示，7月單月預算赤字高達4320億美元，位列美國曆史上第四高的月度赤字水平。關税退款導致海關收入連續第三個月為負值，與此同時，老齡化人口驅動的社會保障和聯邦醫療保險福利支出持續剛性增長。2026財年前10個月的赤字總額已超過2025財年全年赤字水平，而本財政年度尚有兩個月待結算。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算，前10個月聯邦預算赤字累計達1.8萬億美元，較上一財年同期高出1690億美元，增幅超過10%。

三、利息成本異軍突起：超越醫保直逼社保

償債成本已成為聯邦財政中最具破壞力的“隱形殺手”。2026財年前10個月，美國聯邦政府利息支出已累計達到1.17萬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約15%。這一數字不僅超過了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同期的全部支出，更在聯邦預算支出排行榜上躍居第二位，僅次於社會保障養老金體系。

若將利息成本年化折算，全年預計將達到約1.21萬億美元。作為參照，2025財年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全年經費約為1.17萬億美元——這意味着，美國納税人如今為償還債務利息所支付的資金，已經超過了維持全球軍事霸權體系的投入。隨着債務本金持續膨脹和利率中樞居高不下，利息支出正以滾雪球方式吞噬越來越多的財政收入份額，形成“借新債還舊債利息”的惡性循環。

四、長期國債遭遇歷史性拋售：30年期收益率飆至19年高點

美國長期國債市場正經歷一場罕見的結構性拋售。8月18日，3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盤中最高觸及5.34%，創下2007年6月（即全球金融危機前夕）以來最高水平。10年期國債收益率同日亦觸及4.75%，逼近2025年初以來的階段高點。期限溢價——衡量投資者因承擔十年期持有風險而要求的額外補償——本週已升至逾12年來最高水平，表明市場對美國長期財政信譽的擔憂正在定價中充分體現。

此次拋售的導火索之一，是美國財政部不久前標售的250億美元30年期新債遇冷，得標利率高達5.216%，創2001年以來最高記錄。一級交易商被迫接盤的比例上升，顯示終端投資者的真實需求疲軟。債券收益率飆升直接推高整個經濟體的融資成本——從企業信貸到住房抵押貸款，從汽車金融到學生貸款，無一倖免，金融條件急劇收緊。

五、海外債主“用腳投票”：外國需求持續退潮

在美債供給端急劇膨脹的同時，需求端正經歷微妙而深刻的裂變。過去一年間，外國投資者對美國國債的需求持續下降。目前，外國投資者持有近三分之一的美國國債，但這一比例已從2010年代初的約50%大幅滑落。牛津經濟研究院首席金融市場分析師指出，隨着外國官方機構（尤其是全球央行）的購買力減弱，更多新發國債將由對價格變動更為敏感、交易行為更趨順週期的國內機構投資者承接，這很可能加劇市場的日常波動性和流動性枯竭風險。

全球“去美元化”的長期敍事正在美債市場找到現實註腳。數據顯示，美債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資產中的佔比已從2024年末的25%降至22%，連續第二年下跌。與此同時，黃金已超越美債成為全球第一大儲備資產。各國央行持續淨買入黃金的行為，折射出對美元信用體系深層憂慮的升温。

六、貝森特的“急救工具箱”：長債回購翻倍能否力挽狂瀾？

面對收益率失控式上行的嚴峻局面，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於8月19日祭出緊急干預措施，宣佈將10至30年期長期國債的定期回購操作規模翻倍，即每次操作至少達到40億美元，此前計劃為20億美元。該調整覆蓋10至20年期和20至30年期兩個關鍵期限區間，新規自2026年9月9日起生效，將持續至11月4日。

根據財政部此前公佈的安排，本季度原計劃在8月6日至11月5日期間回購最多690億美元的各期限美國國債。在本次翻倍擴容後，最高回購總額將提升至830億美元，其中至少新增140億美元的流動性支持。美國財政部在聲明中稱，此舉旨在為長債提供更強的流動性支持，並回應市場參與者對這些期限債券的強勁需求。

然而，市場分析人士對這一應急措施的持久效力深表懷疑。花旗集團全球美元和加元掉期交易主管直言，回購長債並不能改變赤字狀況，財政部在回購舊券的同時仍需通過常規拍賣發行新債以彌補赤字缺口，這實質上是一種“左口袋倒右口袋”的債務管理操作，而非債務削減。

Evercore ISI分析師指出，貝森特再度展現了積極干預市場的策略技巧，選擇在8月市場流動性稀薄之際突襲式宣佈擴表回購，精準打擊了做空長債的投機力量。但他們強調，增加的40億美元回購額度，與截至週一規模高達32.2萬億美元的可流通國債市場以及5.5萬億美元的未償20年期和30年期國債相比，無異於滄海一粟。

Savvy Wealth首席投資官總結稱，此舉無法解決赤字、通脹或國債供應的根本矛盾，但確實爭取了寶貴的政策時間，更關鍵的是向市場傳遞了清晰的信號：財政部擁有充足的政策工具箱，並願意在市場失序時果斷使用。

七、結構性痼疾：強制性支出自動巡航，削減無從下手

特朗普將第二個任期標榜為“削減成本”的行政改革期，其任初由非政府性質的政府效率部下令裁撤聯邦機構職位。但深入剖析聯邦支出結構便會發現，其削減的所謂“浪費”集中於可自由支配支出項目，而這類項目在聯邦預算盤子中佔比最

美國聯邦政府每年支出約7萬億美元，其中高達60%——即約4.2萬億美元——被鎖定在“強制性”支出項目中，主要包括社會保障、聯邦醫療保險、醫療補助以及退伍軍人醫療護理。這些項目依據既有法律自動運轉，支出規模隨受益人數增加和生活成本指數調整而自動擴張，幾乎不受年度撥款法案約束，更不受行政命令左右。另有1.1萬億美元用於支付借款利息，這一項同樣不具備任何削減彈性。

特朗普推動的減税政策雖在短期刺激了經濟增長，卻持續壓制了財政收入端的增長彈性，令收支缺口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之下愈加難以彌合。

編輯總結

美國公共債務突破40萬億美元，絕不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整數關口，而是半個多世紀以來財政紀律系統性瓦解的客觀刻度。自20世紀70年代美元與黃金脱鈎以來，美國聯邦政府除少數年份外幾乎連年赤字，債務上限被調升逾百次，“借新還舊”已內化為財政運作的制度慣性。特朗普與拜登兩位總統在四屆任期內合計貢獻了20萬億美元的增量債務，這一數字超過除美國外任何單一國家的GDP總量，充分暴露出美國政治體制在應對長期財政挑戰時的結構性失效。

當前最令人警惕的信號並非債務存量本身，而是債務成本的“自我實現”機制——利率上升推高利息支出，利息支出擴大又迫使財政部發行更多新債，新債供給增加進一步施壓收益率上行。償債成本超越國防和醫保成為聯邦第二大支出項目，意味着債務問題已從“代際公平”的道德討論徹底演變為“當期現金流”的生存危機。貝森特的回購操作猶如在洪水漫堤時加高沙袋，能為市場情緒提供短暫緩衝，但不可能扭轉供給洪流與需求退潮之間的根本性失衡。在全球官方儲備資產多元化進程加速、外國央行持續淨拋售美債的宏觀背景下，美國財政的可持續性正面臨來自市場紀律的終極拷問。

【常見問題解答】

問1：美國40萬億美元債務究竟有多重？相當於每個美國人揹負多少？

答：40萬億美元分攤至約3.36億美國人口，相當於人均負債約11.9萬美元。更直觀的對比是：1981年美國國債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達到40萬億美元僅用了45年。近五年的債務增量（約15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國建國後前兩個世紀的累積總和。從財政收入角度看，2025財年聯邦總收入約5萬億美元，當前債務規模相當於年收入的8倍。即便聯邦政府將所有收入全部用於償債，也需要整整8年才能還清本金，而這還未計算每年逾1萬億美元的利息成本。

問2：為什麼利息支出增長得如此迅猛？高利率環境會持續嗎？

答：利息支出=債務本金×平均融資利率。債務本金從2017年的19.95萬億翻倍至40萬億，同時美聯儲加息週期將聯邦基金利率推升至高位，使得財政部展期到期舊債時的再融資成本急劇攀升。2020年疫情期間發行的海量低息債券（當時10年期收益率不足1%）將在未來兩三年內集中到期，以當前4.5%-5%的收益率水平置換，僅利息成本就將翻數倍。市場定價顯示，投資者預期長期利率將維持在4%以上的高位，這意味着利息支出超越國防支出將成為永久性結構特徵，而非偶然現象。

問3：究竟是特朗普的減税還是拜登的支出對債務貢獻更大？

答：從純粹數字上看，特朗普兩屆任期（11.6萬億）略高於拜登四年（8.4萬億），但兩者均遠超歷史均值。從機制上分析，特朗普2017年的《減税與就業法案》使財政收入端每年減少約1.5萬億至2萬億美元，相當於在資產負債表上“失血”；拜登的《基礎設施法案》《通脹削減法案》等則直接推高了支出端。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測算顯示，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內的《大而美法案》將在未來十年增加4.7萬億美元債務，而拜登的各項支出法案長期影響亦在數萬億美元級別。兩黨在財政擴張上“各有貢獻”，美國財政失衡是税收不足與支出過度共同作用的結果，非單一政黨可獨力承擔全部責任。

問4：外國投資者為何不再熱衷購買美國國債？有哪些替代選擇？

答：外國投資者需求下降是多因素疊加的結果。首先，美國財政紀律惡化削弱了美債作為“無風險資產”的信譽度；其次，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劇變促使各國央行推行儲備資產多元化策略，黃金、人民幣、歐元等資產被系統性增持；第三，美元匯率波動和對美國金融制裁工具化的擔憂，使部分國家主動降低對美元體系的依賴。世界黃金協會數據顯示，2025年和2026年全球央行淨購金量連續創下歷史新高。中國、印度、土耳其等國央行在過去一年中均保持了穩健的黃金增持節奏。

問5：財長貝森特擴大回購操作是否屬於“量化寬鬆”或債務貨幣化？

答：嚴格而言不屬於。量化寬鬆（QE）是央行直接在二級市場大規模購買國債以投放基礎貨幣，屬於貨幣政策範疇；而財政部回購國債僅是債務管理操作，用現金回購舊券後仍需發行新券融資，並不改變淨債務餘額。財政部回購主要針對流動性較差的“非新券”老券，目的在於改善市場微觀結構，而非刺激經濟。兩者最關鍵的區別在於：QE增加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並擴充市場流動性，而財政部回購的資金來源於財政部一般賬户存款，回購操作本身並不創造新的貨幣供給。因此，貝森特的措施更應被理解為“技術性流動性維護”，而非“財政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