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市值最高銀行的掌舵人，摩根大通CEO傑米·戴蒙的年度致股東信函歷來是解讀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趨勢的核心風向標。

在2026年這一美國建國250週年的特殊節點，戴蒙並未迴避全球動盪格局，反而以直白的表述系統梳理了當前市場面臨的核心風險，同時呼籲以美國核心價值觀維繫全球對美元資產與金融體系的信心——這一表態本身已折射出頂級投行對當前市場不確定性的深度擔憂。

首要風險：地緣政治衝突的系統性衝擊

戴蒙在信函中明確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列為摩根大通面臨的“頭號系統性風險”，直言戰爭是“全球金融市場最大的不確定性來源”。

其核心擔憂集中在兩大戰場：烏克蘭持續的慘烈衝突與中東伊朗戰事的擴散，兩者共同通過大宗商品定價、全球供應鏈重構與跨境資本流動三大渠道向金融市場傳導衝擊。

尤以當前伊朗戰事的影響最為直接：衝突已導致國際油價較戰前飆升超57%，霍爾木茲海峽這一承載全球30%海運原油的關鍵通道面臨通航危機，直接推高能源市場地緣風險溢價（佔比超25%），並引發外匯、股票市場的連鎖波動。

戴蒙強調，此類地緣事件的走向極有可能重塑未來全球經濟秩序與金融格局，其溢出效應不僅限於能源領域，更會通過通脹傳導、避險情緒切換影響全球資產定價邏輯。

此外，美國貿易政策引發的“全球經濟關係重構”同樣加劇市場波動。

特朗普政府將關税作為第二任期核心政策，對數十個貿易伙伴加徵高關税，直接激化全球貿易摩擦，導致跨境貿易融資成本上升、匯率市場波動性加劇。

戴蒙警示，儘管部分貿易調整旨在保障國家安全與供應鏈韌性，但長期來看，貿易格局重構對匯率走勢、跨境投資流向及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仍難以精準預判，需警惕其對跨國企業盈利與新興市場穩定性的衝擊。

監管爭議：不合理規則或加劇流動性壓力

作為金融行業的核心參與者，戴蒙在股東信中對當前銀行監管框架提出強烈質疑，認為部分政策“缺乏金融實踐邏輯”，可能反而削弱市場穩定性。其批評重點集中在兩項關鍵監管提案：《巴塞爾協議III最終方案》（全球銀行的 “安全操作指南” 升級版）與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附加資本要求(比如摩根大通這種規模的銀行額外要求的資金儲備規則)。

戴蒙指出，摩根大通給美國老百姓辦貸款、給企業放貸款的時候，得比那些規模沒那麼大的銀行，多留出高達一半的錢存着不能動。

這種對大銀行和小銀行不一樣的要求，不光會讓大銀行能貸出去的錢變少、賺錢的空間被壓縮，還可能讓實體經濟（比如工廠擴大生產、小店開分店）需要的貸款變難拿，影響市場上資金的正常流動。

這種差異化要求不僅直接壓縮銀行信貸投放能力與盈利空間，更可能抑制實體經濟所需的生產性信貸，影響市場資金流通效率。

此外，戴蒙還點名批評了資本與流動性要求的不合理性、美聯儲壓力測試框架的結構性缺陷，以及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處理失當”的流程——這些問題共同造就了“碎片化、低效僵化的監管體系”，雖初衷是防範風險，卻在實際中重疊冗餘，反而削弱了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能力，值得監管層與市場參與者高度警惕。

私人市場：流動性危機的傳導風險隱現

戴蒙在信函中重點警示了私人信貸市場的潛在風險，認為當前該領域的動盪已開始向公開市場傳導。

核心矛盾源於私人信貸行業的結構性缺陷：普遍缺乏透明的估值體系與規範的信息披露機制，貸款資產的估值“標記”主觀性較強，這使得市場恐慌情緒極易引發非理性拋售，即便底層資產的實際違約率並未出現實質性惡化。

當前，因投資者對軟件公司相關信貸資產質量的擔憂加劇，私人信貸基金已遭遇大規模贖回潮。

戴蒙透露，當前私人信貸市場的實際損失已超出宏觀經濟環境對應的合理水平，信用風險溢價上升可能引發信貸緊縮，進而影響中小企業融資與實體經濟復甦。

更值得警惕的是，戴蒙預判，後續保險監管機構大概率將出台更嚴格的評級標準與資產減記要求，這將直接推高私人信貸機構的資本補充壓力，可能進一步收緊市場流動性，形成“贖回潮—流動性收緊—信用收縮”的負面循環。

人工智能：顛覆性機遇下的不確定性博弈

不同於對傳統風險的警示，戴蒙對人工智能的態度呈現“機遇與風險並存”的辯證視角。

他強調，人工智能的產業化應用速度遠超以往任何技術革新，其對金融行業的影響具有顛覆性——摩根大通已在業務全鏈條佈局AI技術，通過代理式人工智能優化交易流程、風險定價模型，為外匯、固定收益等核心交易業務創造增量價值，同時推動員工技能重構與崗位調配。

但戴蒙並未忽視其不確定性：從金融投資視角來看，AI佈局並非短期投機熱點，其長期效益雖明確，但當前市場尚未能清晰預判相關產業鏈的競爭格局與盈利分配機制，行業內的贏家與輸家仍有待時間檢驗。

更關鍵的是，此類顛覆性技術變革往往會引發二階、三階連鎖反應，其對全球金融市場規則、監管框架及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層影響，仍需市場參與者持續密切跟蹤與研判，不可盲目樂觀。

投行視角的核心風險提示

綜合戴蒙的研判，當前全球金融市場正處於多重風險交織的關鍵節點，投資者需重點關注四大核心變量：地緣政治衝突的擴散程度（尤其是伊朗戰事與霍爾木茲海峽通航情況）、銀行監管政策的最終落地形態、私人信貸市場的流動性變化，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演進節奏。

對於市場操作而言，需警惕地緣風險引發的資產波動加劇，合理配置避險資產與大宗商品相關標的；

關注監管政策調整對銀行股、信貸市場的影響，規避資本壓力較大的金融機構；

對私人市場相關產品保持謹慎，重視估值透明度與流動性安全；在佈局AI相關投資時，需兼顧長期趨勢與短期不確定性，避免追高投機。

戴蒙的股東信本質上是頂級投行對全球市場的“風險清單”——在動盪加劇的環境中，唯有清晰識別核心風險、建立靈活的應對機制，才能在不確定性中把握確定性機會，這一邏輯對各類市場參與者均具有重要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