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凱文·沃什時代的開啓，關於美聯儲當前處境以及新任主席應引領央行走向何方的辯論已經展開。



邁阿密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大衞·安道爾法託指出，沃什時代美聯儲將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是貨幣與財政力量的相互交織。他警告稱，通過激進加息來抑制通脹可能適得其反，尤其是在美國當前財政赤字持續擴大的背景下。

學術與政策背景：從聖路易斯聯儲到邁阿密大學

安道爾法託教授在學術生涯中成績斐然，2009年因其在貨幣、銀行和貨幣政策理論方面的貢獻榮獲加拿大央行獎學金。同年，他進入美聯儲系統，在聖路易斯聯儲研究部擔任副總裁，後升任高級副總裁，並擔任時任行長兼總裁詹姆斯·布拉德的高級政策顧問。2021年至2022年，他擔任美聯儲理事克里斯·沃勒的特別顧問。2022年，他加入邁阿密大學赫伯特商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兼系主任。

核心觀點：加息具有直接的預算後果，激進加息或適得其反

安道爾法託的這一警告，揭示了當前美聯儲面臨的深層結構性困境——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日益尖鋭的矛盾。隨着美國聯邦債務規模突破39萬億美元，政府利息支出已成為預算中增長最快的項目之一。當美聯儲通過加息來抑制通脹時，本質上是在同時推高政府的再融資成本：財政部不得不以更高利率發行新債來償還到期舊債，導致利息支出進一步膨脹，形成“加息→利息增加→發更多債→通脹壓力上升”的惡性循環。

摩根大通CEO戴蒙也警告稱，美國政府債務規模達30萬億美元，平均融資利率約為3.5%，“即使按今天的情況來看，美國政府也幾乎不可能以更低利率再融資”，而今年還有約2萬億美元債務需要處理。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種困境被經濟學家稱為“財政主導”——當政府債務高企時，央行的貨幣政策不再是獨立的，而是被迫服務於財政的融資需求。

安道爾法託指出，激進加息雖然在短期內可以抑制需求、降低通脹，但在債務存量巨大的環境下，其長期效果可能適得其反。更高的利率會增加私營部門的利息收入（主要通過養老基金和企業利潤），這部分名義財富最終可能被消費，反而在充分就業的經濟中助長通脹。這意味着，美聯儲的抗通脹工具本身就帶有自我削弱的屬性——加息越猛，政府債務負擔越重，未來通脹反彈的隱患越大。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加息推高債務成本”的機制已經引發了市場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普遍擔憂。近期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長期國債收益率同步急速攀升，市場正在從過去對主權債券的“安全資產溢價”假設，轉向索取“財政風險溢價”。

投資者要求更高的收益率補償，以對沖相關主權國家未來通過通脹稀釋債務，甚至發生違約的風險。

彼得·彼得森基金會的聲明也強調，如果平均國債利率比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期高出1個百分點，未來十年的利息支出將增加近2萬億美元，“這意味着可用於重要國家優先事項的資源將減少”。在“債務主導利率”的新範式下，央行的政策自主權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蝕，而沃什時代的考驗恰恰在於：當財政約束日益收緊時，美聯儲還能否堅守通脹目標？

政策建議：美聯儲需向國會傳遞財政行動後果

安道爾法託認為，美聯儲無法僅通過利率永久控制通脹；財政政策必須發揮支持作用。他表示，美聯儲官員需要向國會傳達財政行動的後果，倡導一種平衡的方式，在應對通脹壓力的同時避免破壞經濟。

這一觀點與沃什本人的立場形成微妙呼應——沃什在就職演説中明確提出要領導一個“改革為導向”的美聯儲，強調通過縮減資產負債表來重建貨幣政策信譽。沃什的基本判斷是，AI驅動的生產率提升有望在不推高通脹的前提下支撐經濟增長，從而為“縮表+降息”的政策組合創造空間。

但正如安道爾法託所指出的，“希望不是政策”——供給衝擊使通脹前景變得模糊，這本身可能就是美聯儲對加息持觀望態度的理由。

事實上，沃什面臨的現實約束極為嚴峻。市場對美聯儲年內加息的概率已升至近70%，核心PCE通脹仍高達3%以上，而沃什偏好的截尾均值通脹僅為2.4%左右。若沃什在6月FOMC會議上貿然推動降息，極易被市場解讀為向政治壓力的妥協，從而損害美聯儲來之不易的獨立性。因此，沃什更可能採取的策略是：在6月會議上維持利率不變，同時推動刪除政策聲明中的“寬鬆傾向”措辭，以此向市場傳遞“數據依賴”而非“預設寬鬆”的信號。

安道爾法託強調，美聯儲必須向國會明確傳達財政行動的後果。這意味着，在沃什時代，美聯儲與財政部的協調將變得空前重要。沃什長期呼籲建立“新版1951協議”來重新界定美聯儲與財政部的關係——當年的協議終結了財政部對美聯儲的低利率要求，築牢了“貨幣不遷就財政”的底線。如今，面對不斷膨脹的債務和持續的通脹壓力，沃什可能需要重新確立這一原則，同時推動國會認識到：沒有財政紀律的配合，貨幣政策的抗通脹努力終將事倍功半。

美聯儲需與國會溝通，財政整頓是控制通脹的關鍵

綜上所述，安道爾法託認為，在沃什時代，美聯儲將不得不更加關注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制約。激進加息在債務高企的環境下可能適得其反。最終，美聯儲必須向國會傳達一個信息：在民選官員對財政政策做出必要改變之前，通脹無法得到可持續的控制。“這就是我會做的，”他説，“但要以尊重的方式與國會溝通，承認最終決定權在他們手中，只是要清楚地告訴他們：你們的財政政策會產生什麼經濟後果，對利率和通脹又意味着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