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當下的宏觀經濟週期中，美國經濟正站在一個由“技術狂熱”與“通脹頑疾”交織的十字路口。

聖路易斯聯儲行長阿爾貝託?穆薩萊姆（Alberto Musalem）與美聯儲官員施密德（Brenton Schmid）近期相繼發表了極為強硬的鷹派觀點。

兩位官員的政策核心指向了同一個矛盾：市場對於人工智能（AI）等科技驅動的遠期高生產率寄予厚望，但當下的宏觀現實卻是通脹高企、長端通脹預期持續抬升，且實際政策利率運行在長期中性利率下方，貨幣政策的緊縮力度顯然並不充足。

面對供給端與需求端的雙重撕扯，美聯儲的核心目標依然是堅定不移地將通脹拉回2%的政策目標。

央行必須向市場釋放堅決壓低通脹的決心，而不能將政策錨點寄託於虛無縹緲的“未來技術紅利”之上。

理想與現實：AI發展與通脹的複雜關係

目前市場與學界廣泛流傳一種樂觀共識：AI帶來生產率提升，等價於全社會總供給的擴張，理論上能直接攤薄企業的單位產出成本，從而成為消解通脹的“特效藥”。

然而，從宏觀經濟學的成熟框架來看，這種傳導路徑在短期內極有可能適得其反。

供給端（微觀見效，宏觀滯後）：儘管微觀調研證實AI確實在編碼、行政等細分場景實現了降本增效，且施密德指出，AI的普及雖然會抑制企業的新增招聘，但並不會引發大規模裁員（目前勞動力市場整體由醫療行業等服務業招聘支撐，保持平穩）。

然而，新技術轉化為全國總量層面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具有顯著的滯後性，甚至會因為跨行業生產要素的再分配而稀釋微觀紅利。（即就算AI行業成本可以變低，但給AI做配套基建的行業工資成本則變高了，平均下來紅利就被稀釋了）

需求端（預期超前，火上澆油）：遠期供給擴張的預期，在當下首先演變成了一次正向的需求衝擊。

資本市場對AI賽道的狂熱炒作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效應，刺激居民消費持續擴張。

同時，全國數據中心的大規模投產、算力芯片與電力資源的爭奪，直接拉高了當下的邊際生產成本和全社會總需求，導致工資增速，原材料價格居高不下。

輸入型通脹的疊加：需求過熱的同時，實體經濟還面臨傳統領域的約束。

施密德強調，雖然美國抵禦能源衝擊的能力有所提升，但國內能源生產商並未擴大生產投資，油價上漲持續削弱居民購買力。

這種“供給未到，需求先熱”的現狀，意味着單純寄望於遠期生產率上行來消解眼前的通脹頑疾，政策操作的風險敞口過大。如果央行放任當下總需求過熱，高通脹環境將會徹底固化。

長期錨點的位移：科技發展與中性利率的關係

科技革命不僅通過供需兩端作用於通脹，更從底層重構了貨幣政策的分析框架——即對長期中性自然利率（R*）的定價。

中性利率是指經濟既不通脹也不緊縮時的均衡實際利率水平。

當以AI為代表的顛覆性底層技術落地，若後續驗證其具備長期的可持續性，市場一致預期未來的居民收入、資本產出效率將長期走高。

這會直接激發居民的借貸消費意願與企業的實體投資需求，雙重力量共振的結果，就是大幅推高全社會的均衡自然利率中樞。

如果中性利率中樞由於科技發展而整體上移，那麼美聯儲即便維持現有的名義利率不變（比如10年期美債收益率），實際政策利率相對於新中性利率而言也會變得“更低”、你甚至需要加息才能夠着中性利率。

即之前高盛預計未來有7.6萬億的科技資本開支，這些開支最終以類似公司債的形式推高整體中性利率水平。

因此，施密德判斷當前美國貨幣政策的緊縮力度充足性明顯不足。

央行為了防止通脹預期進一步失控、長端市場利率由於風險補償而被迫抬升，必須主動跟隨中性利率的上移，維持甚至進一步收緊政策約束。

歷史的鏡鑑：兩次科技發展時期的調控環境對比

為了釐清當前的政策邏輯，美聯儲頻繁將當前週期與上世紀90年代的信息技術革命時期進行對比。

通過覆盤不難發現，2026年當下的調控環境遠比格林斯潘時代要嚴苛和複雜得多。

在1990年代，面對互聯網爆發帶來的生產率改善，格林斯潘執掌的美聯儲實施了“機會主義去通脹”策略。

儘管當時美聯儲因看到供給側紅利而推遲了加息，但也絕未盲目降息，其名義政策利率長期死死釘在5%以上，實際利率更高於3%，但最達成了通脹回落至2%的結果。

在政策保持足夠定力的同時，當時還享受了多重外部紅利的共振——聯邦財政收支平衡持續改善、冷戰結束帶來和平紅利、全球化深化帶動人員與資本自由流通，疊加亞洲金融危機引發大宗商品暴跌。

這些因素共同助推核心CPI從3%左右順暢回落至2%附近。

反觀2026年當下的美國經濟體，上述外部利好紅利已徹底消失或完全反轉。

國內能源商投資不振、油價持續施壓，導致全球化紅利退潮。

更糟糕的是，眼下的實際政策利率依然運行在長期中性水平下方，緊縮力度明顯不足；核心通脹讀數不僅大幅偏離2%的政策目標，長週期通脹預期還在不斷上移。

歷史經驗表明，90年代技術繁榮期的温和通脹環境是不可複製的特例。

在當前高通脹尾部風險更加固化的背景下，七十年代由於誤判生產率和潛在增長上限導致通脹失控的教訓，比九十年代的經驗更具警示意義。

美聯儲當下絕不能重蹈覆轍，必須以更加強硬的姿態應對當前的宏觀挑戰。

終局研判：對未來利率趨勢的展望

綜合上述全部推演，無論是穆薩萊姆對宏觀數據閉環的嚴苛要求，還是施密德對通脹非暫時性衝高的定性，都共同指向了一個明確的資產定價結論：美國宏觀經濟正在進入一個“高利率、高約束”的長期平台期。

降息門檻被大幅推高：短期內，任何微觀層面的AI利好或局部的降本增效，都無法直接轉化為降息的催化劑。

美聯儲的政策轉向（降息拐點）有且只有一個前提——看到確鑿的宏觀總量數據（如單位勞動力成本放緩、核心PCE連續回落）證實供給擴張跑贏了炒作需求，推動通脹穩步收斂至2%。

進一步緊縮的窗口並未關閉：鑑於目前的政策緊縮力度並不充足，且長端通脹預期持續緩步上移，美聯儲有必要思考如何進一步落實政策約束。

這不僅意味着名義政策利率將在更長時間內維持在高位（Higher for Longer），甚至如施密德所言，美聯儲可能會持續借助主動調整資產負債表（縮表）的方式，在短端之外的維度進一步抽離流動性，強化政策的緊縮效應。

長端利率中樞趨勢性上移：科技繁榮對均衡自然利率的推高，疊加財政與能源成本的長期結構性壓力，意味着即便未來通脹回落、美聯儲開啓政策正常化，降息的空間也極其有限。

過去十餘年所習慣的“超低利率時代”已很難迴歸，長端美債收益率的中樞在未來數年內都將維持在顯著偏高的水平。

站在當下的時間窗口，維持高度審慎的政策基調、將修復物價穩定作為核心抓手，是當前美聯儲內部鷹派達成的最高共識。

唯有依託緊縮政策將通脹徹底打下去，才能為遠期人工智能等底層技術的長遠發展提供健康的宏觀土壤。在此之前，市場對寬鬆政策的任何過度樂觀預期，都將面臨宏觀現實的無情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