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0日，斯塔默依舊坐鎮唐寧街10號，但這絕不意味着英國政治已重回穩態。過去一週的波瀾，更像是一場被黨內製度暫時按住的危機，而非矛盾的真正化解。曼德爾森的黯然出局、核心幕僚的接連離場、蘇格蘭工黨的公開切割，共同勾勒出工黨政府的尷尬處境：首相之位尚在，權威卻已大幅收縮；政府機構仍能勉強運轉，但各項政策的推進效率已明顯放緩。對敏感的金融市場而言，這種“弱執政、穩位置”的狀態絕非利好，英鎊當前的走勢，早已不再是對單一事件風險的反應，而是對英國長期政治折價的持續定價。



一、判斷力失準：比醜聞更傷市場的治理裂痕

曼德爾森事件對市場的衝擊，根源並非醜聞本身，而是它徹底動搖了外界對工黨政府決策判斷力與內部管控能力的信心。作為斯塔默政府維繫對美關係的核心人物，曼德爾森的任命絕非簡單的技術性安排，而是唐寧街深思熟慮後的戰略選擇。但解密材料顯示，早在任命推進前，內部審查就已明確提示其存在潛在風險，即便如此，唐寧街仍執意推進任命。這一決策，直接導致工黨長期以來引以為傲的“治理合規、道德領先”優勢出現難以彌補的裂痕。

對全球長期資金而言，這一裂痕帶來的影響並非“放棄英國投資”，而是顯著提高了投資的安全邊際要求。市場的反應並未體現為大規模拋售英鎊或英國資產，而是以更隱蔽、更持久的方式完成重定價：全球資金主動下調英國資產的配置比例，縮短投資久期以降低不確定性風險，同時大幅增加英鎊匯率對沖需求，規避潛在波動損失。2月初英鎊隱含波動率的明顯抬升，正是這場無聲重定價的最早市場信號，既預示着英鎊將進入“高波動、低彈性”的運行區間，也反映出市場對工黨治理能力的信心流失。

二、 幕僚離場：政策可預測性的致命損耗

在本輪政治危機中，摩根·麥克斯威尼的辭職影響被嚴重低估，甚至被部分媒體忽略，但對金融市場而言，這一事件的衝擊力不亞於曼德爾森出局。在現代金融市場語境下，政府政策的內容本身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政策信息的連貫性、決策流程的透明度，以及內部協調的高效性——而麥克斯威尼長期以來，正是唐寧街內部協調與對外溝通的核心樞紐。

作為斯塔默核心幕僚，麥克斯威尼長期負責統籌政府各部門政策銜接，同時承擔着與金融市場、機構投資者的溝通職責，他的存在，相當於為市場提供了一個“政策錨點”，大幅降低了市場對工黨政策的解讀成本和不確定性預期。而當這一核心錨點突然消失，市場並未立刻預判工黨政策方向會發生根本性轉變，而是迅速進入全面觀望狀態：工黨此前承諾的政策優先級是否還能維持一致？已出台的政策能否順利落地執行？政府內部的權力博弈是否會延緩決策進程？這些疑問，直接導致市場對英鎊的定價邏輯從“宏觀數據驅動”轉向“不確定性折價驅動”。

這種不確定性往往最先反映在對外高度敏感的外匯市場，而非滯後的宏觀經濟數據中。相較於此前隱含波動率的抬升，2月初英鎊的反覆波動，本質上是市場對工黨政府政策連續性下降的提前定價，是對“政策解讀成本上升、執行效率下降”的理性回應，更預示着未來一段時期，英鎊匯率將更多受政治噪音影響，而非經濟基本面主導。

三、 蘇格蘭切割：黨內團結瓦解的現實預警

蘇格蘭工黨領袖阿納斯·薩瓦爾公開與倫敦工黨領導層切割，絕非情緒化的反叛行為，而是地方政黨在現實政治壓力下的理性選擇，更是工黨黨內團結開始瓦解的明確預警信號。在全國民調持續走弱、斯塔默支持率大幅下滑的背景下，蘇格蘭工黨若繼續與倫敦領導層深度綁定，就意味着要直接承擔全國層面的政治頹勢帶來的選舉成本——而這種成本，在即將到來的地方選舉週期中，足以決定蘇格蘭工黨能否保住現有席位，甚至關乎其在蘇格蘭地區的生存空間。

薩瓦爾的切割舉動，核心意義在於，它標誌着工黨內部已經出現“主動分散政治風險”的行為：地方組織開始優先考慮自身選舉安全，而非維護中央政府的權威與黨內團結。這種趨勢一旦蔓延，將直接削弱中央政府的政策協調能力——尤其是在能源轉型、税收分成、公共投資等需要中央與地方高度配合的關鍵議題上，推進難度將出現質的上升。對金融市場而言，這並非單一地區的政治變動，而是一個明確信號：工黨政府未來的政策推進節奏將明顯放緩，政策落地效果將大打折扣，這種“政策落地難”的預期，將進一步加劇英鎊的長期壓力。而這種黨內分裂的隱患，也為斯塔默的領導地位埋下了更深的危機。

四、 未發生的黨魁之爭：斯塔默的“被動生存”與黨內困局

在本輪政治危機最緊張的幾天裏，斯塔默並非沒有面臨黨內挑戰，相反，工黨內部圍繞“是否啓動黨魁更替程序”的討論異常激烈，且絕非媒體炒作，而是源於多重現實壓力的實質性博弈——部分議員擔憂全國民調下滑會直接拖累自身連任前景，不願繼續與支持率走弱的斯塔默綁定；部分議員則對斯塔默在曼德爾森事件中展現出的判斷力深感不滿，質疑其能否繼續帶領工黨維持治理優勢；還有部分議員則試圖通過“挑戰施壓”，換取自身在政策制定中的話語權或黨內職位的提升。

但這些不滿情緒始終未能匯聚成有效的挑戰力量，核心原因就在於工黨黨內的“20%門檻”規則，以及反對力量的分散性。根據工黨黨內規則，任何針對黨魁的正式挑戰，都必須獲得至少20%工黨議員的公開聯署，才能啓動更替程序——以當前議會規模計算，這意味着需要約80名工黨議員在公開場合明確表態，與斯塔默切割並支持挑戰。這一門檻的設計初衷，是為了防止黨內頻繁內鬥、維護政黨團結，但在本輪危機中，它徹底阻斷了挑戰的可能性，更成為一道“政治風險防火牆”。

這一門檻的核心作用，並非簡單的“數字限制”，而是對挑戰者的風險警示：任何試圖發起挑戰的議員，都必須確信自己不僅能集齊80名聯署議員，更能在挑戰中擊敗斯塔默——否則，一旦挑戰失敗，參與聯署的議員將被系統性邊緣化，在未來的黨內委員會席位分配、政策談判、議員候選人資格審核等方面，都會受到明確的“懲罰”，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對多數私下不滿的議員而言，私下表達質疑幾乎沒有成本，但公開聯署則意味着“押上全部政治前途”，在沒有明確接班共識、沒有壓倒性勝算的情況下，觀望無疑是最優選擇。

更關鍵的是，工黨內部始終缺乏一個“可被廣泛接受的替代人選”：潛在的接班人人選中，要麼立場過於激進，難以獲得中間選民和黨內温和派的支持；要麼缺乏全國層面的號召力和治理經驗，無法穩定市場預期。對金融市場和中間選民而言，任何突然的黨魁更替，都可能引發更大的政治不確定性，甚至導致工黨政策出現劇烈轉向——這種顧慮，不僅存在於市場層面，也存在於工黨內部，進一步抑制了挑戰力量的凝聚。

最終，斯塔默得以保住黨魁之位，並非因為他重新贏得了黨內廣泛支持、修復了自身權威，而是因為他成功避免了三件事：讓分散的不滿情緒集中爆發，讓潛在的挑戰者形成統一聯盟，讓挑戰的時機成熟。危機期間，唐寧街釋放的信號異常明確：不會主動改組領導層，也不會在能源、税收等關鍵議題上做出激進讓步。這種“以靜制動”的策略，雖然進一步削弱了工黨政府的改革動能，卻也暫時降低了短期政治不確定性——對多數工黨議員而言，一個“弱勢但可預測”的首相，遠比一場可能失控的黨內鬥爭更可控，也更符合自身的政治利益。斯塔默的留任，本質上是“制度託底”，而非“能力取勝”，他的權威早已被嚴重削弱，工黨也徹底進入“弱執政、高摩擦”的階段。

五、 機構觀點

三菱日聯金融集團高級貨幣分析師哈德曼（Lee Hardman）指出，工黨內部消息顯示，在5月地方選舉前發起領導權挑戰將面臨巨大阻力。他分析稱：“這一進展應有助於降低英鎊近期遭遇更劇烈拋售的風險。” 結合市場即時表現，歐元兑英鎊盤中報0.8719英鎊，上漲0.26%，側面反映出市場對英鎊短期拋售風險緩解的預期。

德國商業銀行外匯分析師普菲斯特（Michael Pfister）指出：“儘管工黨在2024年大選中以強勁表現獲勝並致力於維持穩定，但斯塔默今年底能否繼續擔任首相仍存疑。” 他補充道：“英鎊當前正承受不確定性衝擊，這種狀況可能持續至問題獲得可持續解決。” 其觀點與此前機構對英鎊“長期受政治不確定性壓制”的判斷形成呼應，進一步強化了英鎊“高波動、低趨勢”的運行預期。

ING策略師最新發布的報告中表示，由於英國政治環境依然不穩定，投資者可能會繼續對英國國債要求風險溢價。報告指出，英國首相斯塔默週一拒絕了要求其辭職的呼聲，這為擔心英國領導層可能發生變動的投資者提供了暫時的緩解，且在斯塔默表態安撫市場後，英國國債收益率略有下降。然而，儘管出現短期緩和，但相較於其他發達市場同類債券，市場仍可能繼續對英國國債要求更高的收益率。這表明政治不確定性已被市場持續定價，只要政局不穩的根本因素未消除，英國國債的風險溢價就將持續存在。

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在 2月9日（斯塔默危機發酵關鍵節點）宣佈維持基準利率在3.75%不變，並於當日下午發佈外匯政策相關官方評論。該央行在評論中指出，當前英國經濟已顯露企穩跡象，利率維穩是為了平衡通脹與增長，但斯塔默政府的執政危機帶來的政治焦慮，仍將主導英鎊短期走勢。英格蘭銀行預判，未來數週英鎊仍將維持高波動特徵，匯率走勢與政治消息的聯動將持續增強，政治不確定性仍是影響英鎊短期波動的核心因素。

六、 弱勢執政的市場代價：英鎊的長期困局

從金融市場的本質邏輯來看，最難定價的並非“劇烈的政治變動”——劇烈變動往往伴隨着明確的市場預期修正和定價收尾，而是“長期處於半癱瘓狀態的政治結構”。當前斯塔默政府的弱勢執政，正是這種“最難定價”的狀態：政策可以提出，但難以快速推進；方向看似明確，但不斷被黨內博弈、地方切割稀釋；政府看似穩定，但權威持續流失，決策效率不斷下降。這種狀態，也正是此前機構解讀中反覆提及的“政治不確定性”的核心來源。

在這種政治狀態下，全球資本的選擇並非“恐慌性撤離英國”，而是“理性降低配置強度”——畢竟英國仍是全球主要經濟體，擁有成熟的金融市場和穩定的制度基礎，但其政治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已不足以讓資本維持此前的配置比例。這種“不撤離、但減配”的態度，也解釋了為何近期英鎊並未出現斷崖式下跌，而是呈現出“結構性偏弱、反覆波動”的走勢：市場沒有大規模拋售的動力，但也缺乏買入的信心，只能在“不確定性折價”的框架下，反覆調整定價。

結合當前斯塔默弱勢執政、工黨黨內分歧未消、機構普遍看空的政治格局與市場預期，在5月英國地方選舉前，英鎊大概率將維持“中性偏空”的整體格局。一旦英國政治不確定性再次上升（如黨內挑戰重啓、斯塔默出現新的治理失誤、蘇格蘭獨立呼聲抬頭等），匯率對負面消息的反應敏感度將顯著提升；若政治局勢出現階段性緩和（如斯塔默與黨內温和派達成妥協、民調支持率小幅回升），英鎊可能出現短期反彈，但反彈幅度將有限，反彈後仍會迴歸偏弱走勢。

結語

斯塔默最終保住了唐寧街10號的位置，也暫時平息了工黨黨內的動盪，但這場“未發生的黨魁之爭”，早已暴露了工黨政府的深層困局：黨內不滿真實存在，卻難以形成集體行動；領導層仍在其位，卻已失去足夠權威；政府能夠維持表面穩定，卻無法推進實質性改革。工黨已徹底進入高摩擦執政階段，而英國政治也陷入了“無動盪、但無希望”的僵持狀態。

對英鎊而言，當前揹負的政治風險溢價，並非源於某一次孤立的政治危機，而是源於一種看不到明確出口的政治僵持——只要斯塔默政府的弱勢狀態沒有改變，工黨黨內的分歧沒有化解，這種政治風險溢價就將長期存在，成為壓制英鎊走勢的核心因素。未來，英鎊的命運，早已不再僅僅取決於英國的經濟基本面，更取決於英國政治格局的演變——一場未發生的黨魁之爭，已經為英鎊的長期困局，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