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經濟壓力與通脹困擾，特朗普多次對美聯儲提出降息訴求。

這位曾提名鮑威爾出任美聯儲主席的前總統，近期多次在社交平台抨擊鮑威爾“反應太遲”，呼籲立即將利率下調至1%的低位，將降息視為刺激經濟、降低民眾生活成本的核心手段。

特朗普12日表示，鮑威爾不應等到美聯儲下次會議才進行降息操作，鮑威爾應當馬上降低利率。



鮑威爾其實挺委屈的，因為1月28日，面對白宮和數據的壓力，鮑威爾與他的同僚們在議息會議上維持了基準利率不變的結構，目前面對戰爭帶來的全球通脹水平抬升，有種完全押中了考題的意味，沒有收到表揚反而被再次施壓。

特朗普向美聯儲強調降息訴求的過程中似乎忽視了一些重要的問題，戰爭與和平時期貨幣政策有本質區別：和平時期的降息是“賦能增長”，而戰爭時期的盲目降息只會是“火上澆油”。

一方面，美聯儲利率調整通常僅在預定會議中實施，緊急降息僅適用於新冠疫情等極端危機，美伊衝突引發的是通脹反彈而非流動性枯竭，不符合緊急寬鬆的條件；

另一方面，核心PCE通脹率已升至3.1%，持續偏離2%的政策目標，油價上漲還在進一步傳導通脹壓力，此時降息會徹底動搖市場對美聯儲抗通脹的信心。

市場早已用腳投票，芝商所FedWatch數據顯示，衝突爆發後，交易員已放棄初夏降息預期，甚至排除9月降息可能，僅預期12月單次降息，下一次額外降息的定價已推遲至2027年下半年。這種預期轉變，正是對特朗普認知偏差的直接回應。

美聯儲的理性選擇：維持利率不變，錨定抗通脹目標

在戰爭與通脹的雙重約束下，美聯儲的政策路徑已逐漸清晰。

即將於3月18日召開的FOMC會議，市場賦予維持現有3.50%-3.75%利率區間不變的概率接近100%，這一決策背後是多重現實考量。

首先，通脹壓力持續發酵，油價飆升與核心PCE高企讓抗通脹仍是首要任務，高盛已將下次降息預期從6月推遲至9月。

其次，戰事導致的經濟不確定性增加，美聯儲需要保留政策靈活性，避免過早寬鬆陷入“滯脹”陷阱；最後，新任鴿派主席即將於5月上任，當前政策延續性有助於平穩過渡，避免市場劇烈波動。

美聯儲的審慎姿態，本質上是對戰爭環境的理性適配，正如美國銀行經濟學家斯蒂芬·朱諾所言，“通脹仍處於高於目標的區間震盪狀態，美聯儲不應急於進一步寬鬆利率”。

即便勞動力市場出現降温跡象，油價上漲對通脹預期的傳導也讓政策制定者不敢掉以輕心。

對於市場而言，美聯儲的“按兵不動”並非消極等待，而是在混亂中錨定政策錨點，避免貨幣政策與財政赤字、地緣風險形成負面共振。

傳統貨幣工具的傳導邏輯，在戰爭陰影容易徹底失靈。

和平時期，降息通過釋放流動性降低融資成本，帶動企業投資與居民消費，形成經濟增長閉環；但美伊衝突引發的地緣動盪，讓這一邏輯鏈條完全斷裂。

霍爾木茲海峽航運風險推升原油供應溢價，油價突破每桶100美元關口，供應鏈重組導致經濟效率下降，軍費開支增加形成剛性赤字，三重壓力讓市場陷入“流動性淤積”的詭異格局——新增資金不願流入被戰爭切斷的產業鏈，反而瘋狂湧入原油、黃金等避險資產套利，既無法創造GDP，又進一步推高企業生產成本，加劇“滯脹”風險。

更關鍵的是，戰爭打破了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的聯動關係。

按照債務的財政理論（FTPL），財政盈餘依賴經濟增長支撐，但戰事導致的非生產性開支增加、通脹路徑紊亂，讓政府即便有意財政整頓也難以落地，只能維持高赤字運行。

此時央行陷入兩難：收緊貨幣抗通脹會壓制經濟增速、加重債務償付壓力；放鬆貨幣則會讓流動性流向投機領域，與提振經濟的目標完全衝突。

這種政策失效的核心癥結，在於戰爭製造的不確定性遠超貨幣政策的調節能力——不結束地緣衝突，任何利率調整都只是“治標不治本”。

黃金：戰事與政策博弈中的“終極避險資產”

在這場戰爭與貨幣政策的博弈中，黃金的避險屬性被持續強化，成為市場波動中的“定海神針”。

數據顯示，近期倫敦金價格圍繞5100美元/盎司上下波動，在衝突升級時段多次衝高至5200美元上方。

這種表現，本質上是資金對戰爭不確定性與政策失效的雙重對沖——當美聯儲無法通過利率調整解決“流動性淤積”與“實體錢荒”的矛盾，當降息訴求與抗通脹目標形成尖鋭衝突，黃金作為不依賴信用發行、不受政策干預的硬資產，自然成為資金的“避風港”。

而本次黃金暫時失靈主要是前期過大漲幅以及全球過高的國債收益率，讓不升息的黃金暫時沒有高流動高收益的國債那麼搶手，同時通脹的誘因主要是上游物料漲價而非貨幣超發。

但當戰事持續時間越長，油價的擔憂減少，黃金的避險溢價將越高。

對於投資者而言，黃金不再僅僅是短期投機工具，更是對沖戰爭風險、政策失靈與通脹反彈的長期配置選擇，其價格走勢也將持續反映全球地緣局勢與美聯儲政策的博弈進程。


（現貨黃金日線圖，來源:易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