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總理人選即將於4月26日前確定，協調框架聯盟內部的巴德里、馬利基等強硬親伊朗勢力若上台，將進一步封堵美國在伊拉克的運作空間，使美國在美伊整體戰局中陷入更大被動。

2026年4月11日，伊拉克國民議會選舉尼扎爾·阿梅迪為新一任總統，標誌着該國自2025年11月議會選舉以來長達15個月的政治僵局終於打破。

作為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PUK）核心成員，阿梅迪的政治根基與伊朗支持的政治力量深度綁定，其上台整體偏向伊朗立場，對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略佈局構成明顯不利，直接削弱美國在地區戰事中的主動權。

這場選舉不僅重塑了伊拉克政治格局，更成為美國與伊朗在伊拉克博弈的最新註腳。

在地區戰事持續升温的背景下，伊朗向戰地指揮官下放伊拉克民兵指揮權限的舉措，與美國針對伊朗系武裝的制裁與軍事打擊形成鮮明對比，透過這些行動細節，兩國對伊拉克的耐心程度與戰場掌控力高下立判。

戰事驅動下的指揮權變革

受2月28日美以聯合打擊伊朗引發的戰事壓力推動，伊朗已賦予其戰地指揮官對伊拉克境內民兵更大的自主決策權，允許部分武裝組織無需德黑蘭批准即可開展行動。

三名民兵成員及兩名知情官員透露，這一調整是伊朗從6月為期12天的戰事中總結的關鍵經驗——彼時高度集權的指揮模式暴露出反應遲緩的弊端，戰後伊朗便決定大幅下放戰地自主權限。

在伊拉克庫爾德地區，伊朗代表團直言表態：若民兵針對美軍基地、商業設施及外交機構的襲擊升級，伊庫爾德方面無需向德黑蘭申訴，因為伊朗已將指揮權限下放至駐地區伊朗戰地指揮官，對此已無力干預。

這一轉變意味着伊朗系民兵正式轉向分散化管控模式，各武裝力量獲准依據戰地實際研判自主行動，無需向中樞指揮層請示報備。

選舉陰影下的伊拉克政治困局

伊拉克2025年11月議會選舉結果顯示，現任總理蘇達尼領導的“重建與發展聯盟”獲得46個議席位居首位，其與前總理馬利基領導的“法治國家聯盟”等政治團體組成的“協調框架聯盟”繼續保持議會最大黨團地位。

然而，這一政治格局恰恰凸顯了伊拉克政府管控民兵組織的核心悖論：其聲稱無法約束的伊朗系武裝派系，正是扶持現政府上台的政治勢力所屬武裝。

由親伊朗什葉派核心派系組成的“協調框架聯盟”，於2022年推動蘇達尼出任總理，當前伊拉克深陷政治僵局，蘇達尼以臨時總理身份履職至新政府組建。

總統阿梅迪上台、強硬派總理潛在當選，均屬於對美國不利的政治走向，會持續壓縮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與政治存在。

針對美方目標發動襲擊的民兵並非遊離於體制外的武裝，而是隸屬於伊拉克國家層面的“人民動員力量”——該組織2014年摩蘇爾淪陷後組建，旨在將反伊斯蘭國志願武裝正規化，現已發展為實力超越伊拉克正規軍的強勢武裝，人員領取國家薪餉，可調配武器、情報等國家資源。

批評人士認為，這形成了尖鋭矛盾：部分由國家供養的武裝組織奉行伊朗戰略意圖，即便此舉損害伊拉克國家利益，也會直接惡化美國在美伊戰場的安全環境與戰略態勢。

蘇達尼雖推出有限舉措試圖壓制民兵影響力，包括進一步將人民動員力量納入國家體制，偶爾撤換違規行事的指揮官，但這些舉措均遭民兵組織強烈抵制，推動該武裝體制化反而使其更深地嵌入伊拉克國家體系，也讓美國更難從根源上清除威脅自身的武裝力量。

美伊策略對比：耐心與戰場表現的鏡像

伊朗的“深耕細作”與戰略耐心

伊朗對伊拉克的策略展現出驚人的長期耐心，其核心在於“深度嵌入”而非“直接掌控”：

權力下放的戰略智慧：伊朗並非簡單放棄控制權，而是通過下放戰地指揮權，實現“去中心化響應”與“戰略中心化管控”的平衡。

這種模式既提升了民兵應對美軍打擊的靈活性，又避免了因過度集權導致的指揮失靈，體現了伊朗對伊拉克複雜局勢的深刻理解。

政治軍事雙重綁定：伊朗系民兵組織“真主黨努賈巴運動”發言人邁赫迪·卡阿比直言該組織與伊朗的同盟關係，同時堅稱其恪守伊拉克政治秩序，在契合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支持伊拉克政府與國家治理。

這種“雙重身份”定位使伊朗系武裝既能保持戰略自主性，又能借助伊拉克國家體制獲得合法性，展現了伊朗對伊拉克政治生態的精準把握。

戰場剋制與目標精準：在近期戰事中，伊拉克核心民兵高層明顯退出一線作戰部署，未直接參與行動指揮，美方打擊主要造成中層指揮官傷亡，核心高層無一在打擊中傷亡。

這種“犧牲中層、保全核心”的策略，既避免了與美國的全面對抗，又保存了長期博弈的實力，體現了伊朗的戰略剋制與耐心。

美國的“高壓干預”與戰術急躁

美國對伊拉克的策略則呈現出明顯的戰術急躁，其核心在於“軍事打擊”與“政治施壓”的雙重高壓：

制裁與打擊的即時性：上週五，美國對四支伊朗扶持的伊拉克激進民兵組織的七名指揮官及核心成員實施制裁，此前還曾對伊朗革命衞隊顧問團隊實施精準打擊，包括在巴格達高檔社區賈德里亞的一次行動中，炸死三名在作戰指揮部住所開會的伊朗革命衞隊顧問。

這種“定點清除”戰術雖能快速削弱敵方戰鬥力，但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政治干預的短視性：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湯米·比戈特稱，美方要求伊拉克政府立即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瓦解伊朗結盟的民兵武裝。

這種“立即見效”的政治要求忽視了伊拉克政治生態的複雜性——協調框架聯盟作為議會最大黨團，其核心力量正是伊朗系民兵所屬的政治勢力，伊拉克政府根本無力在短期內“瓦解”這些武裝。

戰場目標的侷限性：長期追蹤襲擊動向的地緣政治風險諮詢機構HorizonEngage研究主管邁克爾·奈茨指出，美方並未針對民兵高層實施打擊，而是聚焦清除伊朗革命衞隊顧問團隊。

這種戰術選擇雖能削弱伊朗對民兵的直接影響力，但無法改變民兵組織已深度嵌入伊拉克國家體系的事實，體現了美國對伊拉克局勢的掌控力不足。

耐心與遊刃有餘的戰場印證

透過戰場細節與政治博弈，伊朗顯然對伊拉克更具耐心，在戰場上也更為遊刃有餘：

指揮模式的適應性：伊朗從6月戰事中汲取經驗，迅速調整指揮模式，下放戰地自主權限，使民兵組織能夠根據戰場實際快速響應，展現了極強的戰略靈活性。

相比之下，美國的打擊策略始終停留在“定點清除”與“制裁施壓”的層面，未能針對伊朗系武裝的分散化管控模式做出有效調整。

政治軍事的協同性：伊朗系民兵組織既能保持與伊朗的戰略協同，又能在伊拉克政治體系中獲得合法身份，形成“軍事行動-政治掩護-社會支持”的完整閉環。

而美國的干預則呈現出“軍事打擊與政治目標脱節”的問題——打擊民兵組織可能削弱伊拉克政府的執政基礎，反而不利於美國推動“更少受民兵勢力裹挾”的政府組建進程。

風險管控的成熟度：伊朗在推動民兵分散化管控的同時，提前向伊拉克庫爾德當局“交底”，直言無法約束伊拉克南部的武裝組織，以此避免與庫爾德勢力的直接衝突，展現了成熟的風險管控能力。

而美國則在未充分考慮伊拉克政治現實的情況下，對伊拉克政府提出“立即瓦解民兵組織”的不切實際要求，導致美伊關係進一步惡化，也削弱了美國在伊拉克的影響力。

選舉後的博弈前景

隨着阿梅迪當選伊拉克新總統，伊拉克政治格局進入新階段，美伊在伊拉克的博弈也將呈現新態勢。

親伊朗總統上台、強硬派總理潛在勝出，均是對美國極為不利的政治局面，會直接削弱美國在美伊整體戰局中的優勢地位。

伊朗系民兵組織已明確表示將在契合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支持伊拉克新政府，這種“有條件支持”既保留了戰略自主性，又為伊朗在伊拉克的長期存在奠定了基礎。

相比之下，美國雖試圖通過軍事打擊與政治施壓削弱伊朗系民兵的影響力，但面臨着伊拉克政治現實的巨大阻力——協調框架聯盟作為議會最大黨團，其核心力量正是伊朗系民兵所屬的政治勢力，伊拉克新政府根本無法在短期內滿足美國“瓦解民兵組織”的要求。

正如邁克爾·奈茨所言，美國雖保留對伊拉克民兵的軍事打擊自主權，但這一舉措大概率會推動美方介入，助力組建更少受民兵勢力裹挾的伊拉克新政府。

然而，從當前局勢來看，美國的這一目標面臨重重挑戰，而伊朗則憑藉其對伊拉克的長期耐心與精準策略，在這場博弈中佔據了更為有利的位置，展現出更強的戰場掌控力與戰略靈活性。

總結：
美伊戰爭的硝煙在伊拉克這片戰略要地持續瀰漫，而當前的博弈態勢已清晰勾勒出這場衝突的深層邏輯：即美國在做減法，而伊朗在做加法，在充滿碎片化武裝和複雜宗教背景的地緣棋局裏，誰能忍受更長時間的混亂和模糊，誰就是最終的贏家。

美國困於“即時見效”的戰術急躁，高壓制裁與定點打擊雖能製造短期陣痛，卻始終無法瓦解伊朗系武裝的根基。

更關鍵的是，伊拉克本輪總統選舉結果、即將出爐的總理人選，均出現多個對美國不利的局面：親伊朗的阿梅迪就任總統、巴德里與馬利基等強硬派有望出任總理，將徹底鞏固伊朗在伊拉克的政治優勢，讓美國難以在伊拉克境內有效遏制伊朗代理武裝，直接拖累美國在美伊整體戰局中的部署與推進。

這場戰爭的走向，早已不止於戰場勝負的較量，更成為耐心與急躁、深耕與淺嘗的戰略對決——伊朗用時間換空間，將伊拉克打造成美伊戰爭中難以突破的“代理戰場”，而美國的急功近利疊加伊拉克政治層面的接連不利，正讓其在這場持久戰中逐漸喪失主動權，伊拉克的每一次政治變動與戰場調整，都在印證：美伊戰爭的勝負天平，正朝着更具戰略耐心、更懂深耕細作的一方緩緩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