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4月29日），美聯儲FOMC會議結束後，鮑威爾（Jerome Powell）進行了大概是他作為美聯儲主席的最後一次新聞發佈會。美聯儲決定將基準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3.5%-3.75%不變，市場此前已100%預期到這一結果——利率期貨市場的定價顯示，FOMC本週幾乎鐵定將連續第三次維持這一利率區間不變。鮑威爾在發言中強調全球衝突帶來的不確定性，語氣一如既往地謹慎、數據依賴，並向即將接任的凱文·沃什（Kevin Warsh）表達了祝賀與信心。



他明確表示，在自己美聯儲主席任期於5月15日到期後，將繼續留任美聯儲理事一職，其理事任期可延續至2028年1月，同時承諾卸任主席後將保持“低調”。在發佈會結束時，他簡短回顧了八年任期，稱希望把一個“狀況良好”的經濟交給繼任者。這或許是公眾最後一次看到這位“非傳統”主席從容應對記者提問的場景，美銀經濟學家Aditya Bhave此前就預測，鮑威爾在這場謝幕發佈會上的言論可能略顯鷹派，核心會傳遞“美聯儲將堅定處於觀望狀態，當前貨幣政策處於有利地位”的信號。

八年任期（2018-2026）即將畫上句號，鮑威爾留下的是一份複雜而充滿爭議的遺產：他既在危機中展現了果斷，又在通脹應對上留下遺憾；他既被贊為美聯儲獨立性的捍衞者，又因政策失誤飽受批評。從歷史維度看，在1977年美國國會確立美聯儲“雙重使命”後的六任主席中，鮑威爾交出的是一份極具反差的答卷——他任內的平均失業率處於這歷任主席中最低，但平均通脹率卻高居第三。

鮑威爾的履歷：從華爾街律師到美聯儲掌門人

傑羅姆·海登·鮑威爾（Jerome Hayden "Jay" Powell），1953年2月4日出生於華盛頓特區，並非科班經濟學家，這一點常被提及，卻也塑造了他務實、共識導向的風格。他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學士，1975年）和喬治城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1979年，曾任《喬治城法律雜誌》主編）。早期從事律師工作，後轉向投資銀行。在Dillon, Read & Co.從事融資和併購業務，隨後在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擔任合夥人，負責工業組。2005年，他創立了自己的小型私募股權公司Severn Capital Partners，還短暫涉足可持續能源投資。

公職方面，1990-1993年在老布什政府財政部任職，先後擔任金融機構助理部長和國內金融副部長，負責金融政策和國債市場管理。2010-2012年，他在兩黨政策中心擔任訪問學者，專注財政問題。2012年，奧巴馬總統提名他為美聯儲理事；2018年，特朗普總統提名他接替珍妮特·耶倫擔任美聯儲主席，並於2022年獲得拜登連任。他的任期將於2026年5月15日結束，不過作為理事的任期可延續至2028年1月。鮑威爾是典型的“局外人”主席：沒有深厚學術背景，卻憑藉華爾街經驗和危機管理能力，在美聯儲內部建立起共識。

與特朗普的恩恩怨怨：從任命到公開對峙

鮑威爾與特朗普的關係堪稱戲劇性——由特朗普一手提拔，卻多次成為其攻擊對象。2017年底，特朗普提名鮑威爾為主席，部分原因是看中其温和形象和對低利率的相對開放態度。初期兩人關係尚可，但很快因美聯儲加息而破裂。特朗普多次公開批評鮑威爾“太慢”或“太傻”，甚至威脅要解僱他，稱其阻礙經濟增長。這種壓力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達到高潮，卻未能動搖鮑威爾對美聯儲獨立性的堅持。

2024-2025年特朗普再次當選後，矛盾重燃。特朗普提名凱文·沃什接任，並對鮑威爾及其同事發起攻擊，包括試圖解除某些理事職務，以及司法部對鮑威爾任內美聯儲總部翻修項目的調查（鮑威爾稱其為政治動機）。值得注意的是，華盛頓特區美國檢察官珍妮·皮羅已結束該調查，並將其移交給美聯儲監察長辦公室，這一舉措從政治上為沃什的提名確認掃清了道路。鮑威爾則低調回應，堅持“數據依賴”原則，多次婉拒直接評論政治議題。在最後幾次發佈會中，他仍強調美聯儲的獨立性對有效控制通脹至關重要。

這種“書擋式”的恩怨——任期始於特朗普提名，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前夕結束——成為鮑威爾任期最醒目的政治註腳。他被許多觀察者視為美聯儲獨立性的堅定捍衞者，在高壓下維護了機構的制度尊嚴，儘管這也加劇了兩人間的個人對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David Wilcox就表示，希望鮑威爾留任理事，認為這能阻止特朗普在美聯儲理事會獲得更多空缺席位，避免理事會採取激進舉措瓦解機構傳統結構。

任上處理的大事：疫情救市與通脹之戰

鮑威爾八年任期恰逢多重危機，最大考驗來自兩大事件：

1. COVID-19疫情應對（2020年）
疫情爆發後，美聯儲在鮑威爾領導下迅速行動：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近零，大規模資產購買（QE），並推出多項緊急信貸工具，支持企業和地方政府。這被視為大膽而必要的干預，幫助避免了更嚴重的經濟崩潰和金融危機。鮑威爾強調“將使用所有工具，強勢、主動、積極地”應對，直到經濟恢復。許多分析認為，這一快速響應避免了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式後果，但也為後續通脹埋下種子。

2. 2021-2023年通脹激增與緊縮政策
2021年，供應鏈中斷、財政刺激和需求反彈導致通脹飆升至40年高點，當年基於CPI的通脹率達4.7%。初期，鮑威爾和美聯儲將通脹描述為“暫時的”，這一表述後來成為其最大爭議點之一。2022年起，美聯儲大幅轉向：激進加息（峯值達5.25%-5.50%，為23年來最高水平），並開始縮表。通脹從2022年8.0%的高點逐步回落，2023年降至4.12%，2024年進一步降至2.95%，到2025-2026年，通脹已接近2%目標，但全球衝突（如中東局勢）和特朗普關税等因素仍帶來不確定性。

此外，任內還包括對平均通脹目標（FAIT）框架的調整、銀行壓力事件應對（如2023年硅谷銀行事件）等。在硅谷銀行破產事件中，美聯儲於2023年3月12日公佈新的銀行定期融資計劃，為符合條件的儲蓄機構提供最長為期一年的貸款，美國財政部還從外匯穩定基金中劃撥250億美元提供支持，確保儲户資金安全，避免了金融體系的進一步動盪。總體上，經濟實現了“軟着陸”式的通脹回落，未引發嚴重衰退，但代價是家庭和企業承受了較高借貸成本。

評價高度兩極化：褒貶並存

許多人讚揚他捍衞美聯儲獨立性，以及在疫情中的果斷。保羅·沃爾克聯盟等機構授予他公共誠信獎，稱其為“公共服務誠信的典範”。該聯盟由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於2013年創立，致力於應對公共政策有效實施面臨的挑戰，重建公眾對政府的信任。部分左翼或注重就業的經濟學家（如某些CEPR分析）認為，他認真對待“最大就業”目標，幫助實現強勁工資增長和低失業率——儘管2025年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招聘放緩，失業率小幅上升，但截至3月仍為4.3%，按歷史標準處於相對較低水平——而未引發失控通脹。路透社等評論指出，儘管有失誤，其整體政策在多重衝擊下仍保持了經濟韌性，其最大遺產可能是成為“美聯儲捍衞者中的捍衞者”。

保守派和一些華爾街分析師批評其早期對通脹的誤判，以及“暫時的”表述導致政策滯後，加劇了價格壓力。Brean Capital首席經濟學家John Ryding就表示，從通脹數據來看，鮑威爾的成績並不算好。前聖路易斯聯儲主席詹姆斯·布拉德（James Bullard）等認為其遺產“混合”——疫情應對有力，但通脹控制有弱點。一些鷹派經濟學家指出，平均通脹目標框架在實踐中執行不對稱，放大了通脹風險。特朗普支持者則指責他阻礙經濟增長，而特朗普本人也多次因美聯儲拒絕快速降息而對鮑威爾施加壓力。

總體而言，市場和學術界認為鮑威爾是“實用主義者”而非意識形態驅動者，其數據依賴風格在不確定環境中提供了穩定性，但溝通失誤和政策轉向滯後是主要短板。

蓋棺論定：危機時代的實用捍衞者

作為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不是最傑出的貨幣政策理論家，卻是一位在極端不確定性中維持機構運轉的實用主義者。他的任期被兩大主題定義：一是危機應對能力——疫情救市展現了靈活性和決心；二是對美聯儲獨立性的捍衞——在政治壓力下，他以低調卻堅定的方式維護了中央銀行不應屈從短期政治的傳統。

他幫助美國經濟度過疫情最黑暗時期，避免了更深層崩潰；成功將高通脹拉回目標區間，實現了相對“軟着陸”。但“暫時的”通脹誤判、政策滯後，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成本上升，成為其任內難以抹去的污點——以PCE物價指數衡量，他任內的平均通脹率為3%，高於美聯儲2%的目標，也高於耶倫、伯南克和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時的通脹水平。

政治上，他以“非經濟學家”身份證明，領導美聯儲更多需要判斷力、溝通力和韌性，而非純學術資歷。再見，鮑威爾主席。歷史對他的最終評價，或許取決於繼任者能否在關税、衝突和新技術衝擊下延續穩定，也取決於未來經濟是否繼續受益於他任內播下的韌性種子。在一個日益政治化的時代，他留下的最大遺產可能是：美聯儲仍能作為獨立、專業的聲音存在，而非任何一屆政府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