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合作銀行分析師邁克爾·埃弗裏與喬·德拉拉指出，伊朗戰爭可能加速全球石油市場從統一的定價體系向“巴爾幹化”的定價與結算板塊分裂的轉變。



他們回顧了歷史上石油與天然氣貿易碎片化的先例，強調了制裁與互換額度在其中的作用，並警告稱，未來的石油流向可能將由地緣政治、貨幣體系及安全聯盟主導，而非純粹的市場力量。

伊朗戰爭引發“前所未有的供應衝擊”

當前全球石油市場正經歷現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供應中斷。國際能源署（IEA）5月發佈的報告指出，伊朗戰爭已導致全球近15%的石油產量下線，霍爾木茲海峽的實際關閉使得中東產油國的累計供應損失超過10億桶，目前每日停產的石油超過1400萬桶，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供應衝擊”。僅在今年3月和4月，全球石油庫存就累計暴跌了2.46億桶。分析人士警告稱，全球石油庫存正在急劇下降，庫存可能要到2027年12月才能恢復，歐洲甚至可能在本月底前就面臨實物石油短缺。

這場危機已推動布倫特原油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4月更一度觸及126美元的四年高點。供應中斷對精煉產品的影響尤為嚴重——航空燃料和柴油價格自1月以來翻了一番，歐盟柴油在4月創下每升2.11歐元的歷史新高。與此同時，全球近9%的煉油能力因戰爭相關襲擊而癱瘓，進一步加劇了成品油的短缺局面。

從“一價定律”到“有條件供應”的歷史演變

國際石油價格體系並非從來就是統一的。回顧歷史，全球石油定價經歷了五個階段的演變：從跨國石油公司的殖民定價體系（20世紀60年代以前），到OPEC官方定價體系，再到市場供需為基礎的多元定價體系，隨後進入期貨市場為主導的定價體系（1986年至今）。即使在期貨時代，不同地區的基準油價（如WTI與布倫特）之間也曾長期存在價差。

當前，全球原油供應中正出現越來越多“有條件的原油桶”——即實物供應確實存在，但由於制裁、航運限制或地緣政治因素而無法自由流通的原油。伊朗、俄羅斯和委內瑞拉是這類“有條件供應”最集中的三大來源地，各自受制於不同的政治和法律約束。這使得傳統的供需分析框架面臨挑戰：市場變量不再是鑽探決策，而是政策決策。

從統一油價到多重油價：歷史並非總是“一價定律”

在這一背景下，荷蘭合作銀行分析師表示：“無論美國在伊朗戰爭中勝出還是落敗，能源供應鏈已經因其而發生改變，而在戰爭結束後，這種變化很可能進一步顯著加劇——我們只是提醒，巴爾幹化是未來面臨的風險之一。”

“事實上，經濟史上充滿了因地緣政治而導致的深度能源價格與支付分裂的案例，有時這種分裂持續數年甚至數十年。所謂‘單一市場價’的假設並非總是成立，因此未來也可能不再成立。”

能源將不再是中性市場中的可替代商品

“因此，我們可能正邁向這樣一個世界：能源不再是中性全球市場中屏幕上那個流向最高出價者的可替代數字，而是一種戰略性資產，它通過受地緣政治約束的供應鏈流動，決定這些流動的是安全聯盟、支付貨幣以及互換額度——正如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裏許多經濟體所經歷的那樣，也正如其他一些經濟體今天仍在經歷的那樣。”

荷蘭合作銀行的觀點與市場上對“有條件原油供應”的分析相呼應：當短期供給變量更多地取決於政治許可而非產能時，市場波動性將更多來自供應獲取條件的變化，而非資源耗竭本身。

地緣政治重構能源版圖，市場邏輯讓位於戰略邏輯

綜上所述，荷蘭合作銀行認為，伊朗戰爭正在加速全球能源秩序的結構性轉變。統一的全球石油定價體系——這一自1980年代期貨定價時代以來逐步確立的格局——可能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基於政治陣營、貨幣體系和雙邊協議的碎片化板塊。在這一新秩序下，能源將不再僅僅是經濟商品，更成為地緣博弈的戰略工具。對於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理解這一趨勢比預測短期油價更為重要。正如分析師所指出的，在“有條件供應”日益成為常態的世界裏，供應獲取風險就是價格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