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長期投資者而言，美聯儲在支撐經濟與金融體系方面發揮着核心作用，筆者的一個朋友説過，當你弄清楚美聯儲，你就能賺到花不完的錢。

這一點在2026年尤為關鍵——傑羅姆·鮑威爾的美聯儲主席任期將於5月結束，白宮由此獲得重塑央行領導層與政策方向的契機，這或將對利率水平、股市走勢及投資組合產生深遠影響。



儘管媒體頭條往往聚焦於美聯儲的下一次利率決策，但華爾街與華盛頓的核心爭議，實則圍繞美聯儲的職能定位展開。

隨着金融危機與商業週期的演變，美聯儲的使命不斷發展，對許多投資者而言，這一話題頗具爭議性，人們對美聯儲的職權範圍、當下應採取的利率與貨幣供應量政策自然存在分歧。

展望明年，這些議題的重要性在於，它們不僅決定短期政策走向，更關乎美聯儲的長遠發展。在未來數月美聯儲相關新聞佔據頭條之際，投資者需要掌握哪些背景信息？

美聯儲的職能在歷史進程中持續拓展

（紅色為共和黨選，灰色為民主黨選，深灰為蕭條時期）

美聯儲的成立可追溯至1913年《聯邦儲備法》的頒佈，這是美國第三次嘗試建立中央銀行。

美聯儲並非聯邦政府分支，也非由憲法設立。

因此，關於美聯儲獨立性的爭議常圍繞三大核心挑戰展開：其一，其職責範圍隨時間推移大幅擴張；其二，美聯儲官員並非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其三，民選政客通常傾向於維持低利率，以支撐經濟增長與就業。

國會最初設立美聯儲時，其核心使命是防範銀行恐慌。

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這類恐慌頻發，給企業與普通民眾帶來巨大沖擊，當時最嚴重的危機包括大蕭條、1907年恐慌、1893年恐慌等。

這類危機的發生或惡化，往往源於“銀行擠兑”——儲户喪失信心並爭相提款，進而威脅銀行本身及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

如今，經濟與金融領域的挑戰雖未消失，但此類特定危機已較為少見。美聯儲的核心職責包括確保銀行持有充足的資本儲備，更根本的是，它還扮演着“最後貸款人”的角色。

也就是説，在恐慌可能發生時，美聯儲會充當後盾，市場知曉美聯儲隨時準備介入，有助於維持金融體系穩定，確保交易有序進行，這一點在2020年疫情期間及2023年地區性銀行危機中得到了充分檢驗。

然而，數十年來美聯儲的職責不斷擴大。1977年《聯邦儲備改革法》在高通脹與高失業率並存的背景下頒佈，該法案要求央行致力於“實現充分就業、穩定物價與温和的長期利率”。

美聯儲通常將前兩項作為“雙重使命”，並認為第三項目標是前兩者實現後的自然結果。

這種演變常被描述為“使命蔓延”——如今的美聯儲不僅被視為監管銀行、金融交易與美元匯率的機構，更被賦予了調控整體經濟狀況的職責。

無論這一轉變是否合理，這正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每次利率決策都備受關注的原因——市場不僅關注利率路徑，更試圖從中捕捉美聯儲對整體經濟的判斷信號。

美聯儲獨立性背後的權衡取捨

（PCE物價趨勢座標軸左，失業率座標軸右，蕭條常伴隨通縮）

美聯儲官員由總統任命並經國會批准，但並非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

批評者認為，美聯儲本質上是一個擁有巨大經濟權力卻未經民選的機構，其決策影響所有美國人。

支持者則主張，美聯儲往往需要做出不受歡迎的決策，包括為維護長期經濟增長而在短期內放緩經濟增速。

兩種觀點均有其合理性，因此保持平衡的視角頗具挑戰。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通常被視為這種權衡取捨的正面案例。

那一時期，經濟衝擊與寬鬆貨幣政策的政治壓力共同導致了“滯脹”——高通脹與高失業率並存的局面。

最終，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大幅加息，雖引發衰退，卻成功打破了滯脹循環，為後續數十年美聯儲的獨立性奠定了基礎。

當然，美聯儲並非擁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其判斷也並非總能準確無誤。

前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曾向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坦言：“你是對的，是我們造成的”——這裏指的是一個世紀前美聯儲的不當政策加劇了大蕭條。

更近的例子是，許多經濟學家與投資者認為，美聯儲在2021年疫情後通脹初現時反應遲緩，最終不得不採取突然加息的措施。

即便美聯儲具備完美的前瞻性，其政策工具也存在侷限性。

美聯儲主要通過聯邦基金利率調控短期利率，這一工具常被稱為“鈍器”——調整單一政策利率無法解決經濟中諸多深層次問題，例如2020年引發通脹的供應鏈問題、關税導致的貿易不確定性，以及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勞動力市場挑戰。

此外，美聯儲只能間接影響長期利率，而長期利率對抵押貸款、企業融資及投資決策更為關鍵。長期利率由通脹預期、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等市場力量決定。

因此，儘管美聯儲常被視為經濟與金融體系的掌控者，但實際上它更多是在影響市場或應對事件，而非主導市場走向。

領導層變動或將塑造2026年及未來的政策方向

（點陣趨勢圖，暗示2026年還有一次降息，且整體中性利率偏向下行）

隨着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的任期即將結束，白宮預計將在2026年初提名繼任者。

目前，熱門候選人包括前美聯儲理事凱文·沃爾什與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塞特以及美聯儲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中。

凱文·沃爾什以46%的勝率強勢領跑，核心優勢是平衡了特朗普的降息訴求、華爾街的穩定性期待與美聯儲的制度獨立性，主任凱文·哈塞特因獨立性爭議與特朗普親信反對，勝率從77%大幅跳水至39%，克里斯托弗·沃勒憑藉專業認可度與新增面試安排，以44%勝率穩居第二，成為黑馬備選，特朗普計劃明年1月初宣佈最終人選，當前遴選已進入面試收官與最終權衡階段。

從現在到最終決策出爐，局勢可能發生諸多變化，僅在過去幾個月裏，熱門人選的排序就已出現調整。

上述圖表展示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最新的《經濟預測摘要》，數據顯示美聯儲可能在2026年與2027年每年僅降息一次。

無論下一位美聯儲主席候選人是誰，本屆政府大概率會任命傾向於維持較低政策利率的人選，這意味着未來數月這些預測可能會發生變化。

與此同時，切勿對潛在的政策變動反應過度，儘管美聯儲主席對政策方向具有影響力，並在新聞發佈會上代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發聲，但該委員會由12名擁有不同觀點的投票成員組成，包括紐約聯儲主席、7名美聯儲理事以及4名每年輪換的地區聯儲主席。

從歷史上看，美聯儲始終致力於達成共識。因此，即便是與政府政策目標一致的主席，也需要通過經濟與政策層面的論證來説服其他委員會成員。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美聯儲並非首次經歷領導層變動。

上述第一張圖表顯示，在不同政黨任命的歷任美聯儲主席任職期間，美國經濟均保持了穩定增長。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傑羅姆·鮑威爾在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內獲得提名，並在拜登總統任期內繼續擔任美聯儲主席。

相比任何一位主席的個人風格，更重要的是貨幣政策是否與經濟狀況相適應。再次強調，美聯儲往往是在應對自身無法控制的外部衝擊，而非直接主導經濟走向。

經濟趨勢比美聯儲的單個決策更重要

未來數月，關於美聯儲領導層的新聞將層出不窮，但真正關鍵的是經濟的整體走勢。

下一位美聯儲主席可能總體傾向於維持低利率，但這一傾向能否落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就業市場是否持續疲軟以及通脹是否繼續企穩。

對投資者而言，核心是構建與財務目標匹配的投資組合，而非對關於美聯儲的日常猜測做出情緒化反應。

歸根結底，歷史表明，在不同的美聯儲主席與政策框架下，市場均實現了良好表現。

對投資者而言，聚焦長期趨勢仍是實現財務目標的最佳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