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澳元兑美元從0.5914反彈至0.6650，主因並非澳洲強勁，而是美元自身疲軟：美國就業轉弱、美聯儲重啓降息疊加政府停擺，削弱美元信用；而澳洲經濟穩定、通脹回升令政策預期趨緊，利差與信心優勢推動澳元走強。2026年若美元繼續承壓，澳元或延續升勢。

從谷底反彈：澳元走出驚人V型反轉

2025年對澳元兑美元來説，是一條跌宕起伏的曲線。年初時，匯率還在0.6140附近徘徊，但到了4月9日，一度下探至全年最低點0.5914。短短幾個月內，澳元彷彿被拋入深淵。然而，這並非故事的終點。隨着形勢逆轉，澳元開啓了一輪強勁修復，並在9月17日觸及年內高點0.6707。當前匯率穩定在0.6650左右，全年累計上漲約7%。

這一波V型走勢的背後，並非單一事件驅動，而是兩條宏觀敍事的此消彼長。前期主導的是風險情緒惡化——美國宣佈上調關税，引發全球市場擔憂貿易前景。作為與大宗商品和國際貿易高度聯動的貨幣，澳元首當其衝遭到拋售。投資者迅速削減對週期性貨幣的敞口，導致澳元承壓下行。



但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下半年。此時，市場的關注焦點不再只是外部衝擊，而是轉向美國自身的結構性問題。美元指數從年初的110.18一路下滑，在9月17日跌至96.22，之後始終未能重返100上方。全年跌幅超過10%，屬於浮動匯率時代以來較為罕見的年度回調。這種幅度的走弱，標誌着外匯定價邏輯正在發生轉變：不再是簡單地追逐“強美元”，而是開始比較各國基本面與制度可信度的相對優劣。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原本不起眼的澳元，意外成為受益者。

美元自己“掉鏈子”

如果説上半年澳元下跌是因為“別人生病我吃藥”，那麼下半年的反彈，則更像是“別人摔跤我走路”。真正推動澳元回升的關鍵力量，並非澳洲自身爆發式增長，而是美元信用遭遇多重打擊。

首先是貨幣政策路徑的變化。美聯儲在2024年已進行三次降息，進入2025年後一度暫停。但隨着勞動力市場明顯轉弱，寬鬆再度重啓。從9月起，美聯儲在三個月內又實施了三次降息。更令人擔憂的是，通脹並未如預期回落。9月核心CPI同比仍達3.0%，核心PCE反彈至2.8%，均遠高於2%的目標。理論上，這樣的數據應支撐更高利率，但現實卻是就業壓力壓倒了一切。

非農數據的變化極具衝擊力：2024年12月新增就業高達32.3萬人，而到了2025年1月驟降至11.1萬；此後連續數月表現疲軟，6月甚至出現淨減少1.3萬人，8月也減少了4000人。失業率在9月升至4.4%，為四年來最高水平。就業惡化不僅改變了利率預期，也削弱了外資對美元資產的長期配置意願。

更大的打擊來自政治層面——2025年第四季度，美國聯邦政府停擺長達六週（10月1日至11月12日），導致多項關鍵經濟數據發佈中斷，形成“信息真空”。當市場無法獲取準確數據時，決策變得依賴猜測與情緒，政策可預期性大幅下降。這時，美元不再被視為天然的避險選擇，反而成了需要被重新評估的風險資產。分析師指出，美元指數全年下跌超10%，已具備結構性調整的特徵，而非短期波動。



在這套邏輯下，澳元並不需要“超常發揮”，只要美國端持續釋放負面信號，就能順勢獲得支撐。每一次美聯儲釋放進一步寬鬆的預期，或圍繞政策走向產生爭議，都會轉化為美元走弱的動力，間接推高澳元。

澳洲的“穩”成了最大優勢：不温不火反而贏得信任

與美國的劇烈搖擺相比，澳大利亞的表現堪稱“穩字當頭”。2025年，該國GDP同比從第一季度的1.4%逐步回升至第三季度的2.1%，接近潛在增速水平。這意味着經濟既未過熱也未失速，處於可持續的增長軌道上。製造業PMI在11月錄得51.6，服務業PMI為52.8，雙雙維持在擴張區間，顯示內需仍有韌性。

就業市場雖略有降温，但整體可控。失業率從1月的4.1%小幅上升至11月的4.3%，仍在歷史較低範圍內。更重要的是，崗位流失主要體現在招聘放緩，而非大規模裁員，居民收入預期未遭斷崖式下調，降低了經濟陷入負反饋循環的風險。

貨幣政策方面，澳洲聯儲在2024年將現金利率維持在4.35%不變，2025年2月開啓降息週期，至8月已將利率降至3.60%，隨後暫停操作。這一過程被視為在通脹回落背景下的正常化校準。但年底形勢突變：CPI同比從7月的1.9%跳升至10月的3.8%；聯儲更關注的截尾均值通脹也從2.8%升至3.3%，再度逼近目標區間上限。

面對通脹反彈，澳洲聯儲在12月的聲明中明顯轉向謹慎，強調“不排除必要時加息”的可能性。這種由“偏松”向“偏鷹”的溝通轉變，迅速被外匯市場捕捉。利差預期開始向澳元傾斜，資本流入意願增強。尤其在全球不確定性上升的環境中，一個能及時應對通脹風險、保持政策靈活性的央行，更容易贏得信任。這種“政策可信度溢價”，成為澳元后期走強的重要支撐。

2026年會怎樣？一場換帥與利差重估的博弈

進入2026年，決定澳元兑美元走向的核心變量，依然更多取決於美元一側。儘管美國經濟有望在降息傳導下實現一定程度復甦，IMF預測其增長率或將回到2.3%左右，但結構性矛盾仍未解除：通脹仍高於目標，就業卻持續疲軟，政策陷入“既要穩增長又要控物價”的兩難境地。

更大的變數在於美聯儲領導層更替。現任主席傑羅姆·鮑威爾預計於2026年5月離任，接任者可能在凱文·哈塞特與凱文·沃什之間產生。對外匯市場而言，關鍵不在於人選本身，而在於市場對其政策傾向的解讀。若新任主席被認為更側重就業與增長，願意容忍更低利率環境，則美元的利率支撐將進一步削弱。

目前市場已提前反應這一預期。根據利率互換工具測算，美聯儲政策利率的終點預期已落至3.00%-3.25%區間。利率期貨顯示，到2026年12月利率落在該區間的概率約為31.8%，意味着市場已計入至少兩次額外降息的可能性。若成真，美元的利差優勢將繼續收窄。

相比之下，澳大利亞更可能維持“長時間暫停”的政策姿態。當前市場對現金利率中樞的預期集中在3.60%附近，但在聯儲年底釋放鷹派信號後，2026年2月加息25個基點的概率已從0躍升至27%。雖然加息並非主情景，但這種“上行尾部風險”本身就具有強大定價能力。尤其在美聯儲繼續降息的背景下，只要澳洲聯儲按兵不動甚至有上調可能，短端利差就更傾向於支持澳元。

當然，前路未必平坦。關税政策反覆、通脹粘性、數據噪音等因素，仍可能導致市場在“利差邏輯”與“風險偏好邏輯”之間頻繁切換。最理想的情景是：美元持續走弱且制度不確定性猶存，澳洲通脹温和回落但不失控，聯儲保持可信的審慎立場。一旦美國政策轉向鷹派，或澳洲增長明顯偏離2%左右的巡航速度，匯率可能重回寬幅震盪。

總體來看，2025年的澳元反彈，表面看是一次技術性修復，實則是全球定價框架重塑的結果——當美元光環褪去，那些看似平凡卻穩定的經濟體，反而獲得了新的估值空間。而2026年，這場較量或許才剛剛進入第二幕。